学者孙郁说：“学术研究是没有终点的跋涉。”萧相恺就是跋涉者，这位跋涉者的目光始终注视着远方，从来不肯轻易相信别人，他只相信实践。
他的学问是在全国各地图书馆走出来的，是一本书一本书摞起来的。他的足迹遍布全国各大图书馆，遍稽群籍，有些书籍甚至道光年间之后再无人借阅！通过访书，在他的头脑中形成了缜密的知识体系，更结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，促进了自己的学术提升。
马克思说：“在科学的道路上没有平坦的大道，只有沿着崎岖的山路不断攀登的人才有可能到达光辉的顶点。”他在去世前一个月还发文章，在去世前两年以八十二岁高龄出版了六大册的《中国古代通俗小说序跋题记汇编》，他有一种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学术韧性，在快要到达山顶时，他因过度疲劳而睡着了，永远的睡着了。
萧相恺出自书香门第，他的曾祖父是敕赐的文林郎，祖父是儒士。父亲是国文教师，曾任教于联珠书院、联珠中学、列宁小学（苏区时期）、禾麓小学。父亲博览全书、学富五车对他的影响非常大，以至于他终身痴迷学术，然而他的学术之路是曲折的。
从事学术研究有两类人：一类是科班出身，高校硕士或博士毕业的专业人才；一类是草根学者，通过自学等方式进入学术领域，被学者周明全称为“野狐禅”，萧相恺就属于后者。
草根学者的求知欲往往超出常人，他们不受条条框框的约束，有很强的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，敢于挑战传统理论和研究方法，萧相恺就是这样的人。
萧相恺的一生有三个重要阶段，分别是永新中学求学，淮阴一中任教，江苏社科院研究所任职。
江西永新中学是他的母校，在这里他打下了学术的根基。在永新中学有两位老师对他的影响很大，一位是贺家宾老师。
贺家宾老师使他明白了搞学术研究要充分占有资料的道理。贺老师认真教学之外重视学术研究，尤其重视红色革命史研究。他经常带着萧相恺到永新革命历史纪念馆整理革命烈士文物，这使萧相恺明白了积累资料的重要性，养成了平时重视收集资料的习惯。
另一位是刘世南老师。刘老师只有初中学历，靠自学成才，文学功底深厚，教学水平精湛，深受学生欢迎。刘老师嗜书如命，几乎天天泡在图书馆。
多年后萧相恺因为编撰《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》到全国各地图书馆访书，竟然在江西省图书馆的古籍阅览室意外遇到刘世南老师，师生互相砥砺，共同进步。后来萧相恺担任《明清小说研究》主编时还发过刘老师的文章，一时传为佳话。
萧相恺因身患肺病错失了参加高考的机会，不得不暂且在淮阴一中教书，在这里遇到了他一生的挚友欧阳健。两人经常交流学习心得，多有收获。
欧阳健是他学术的领路人，正是在欧阳健的建议下，他开始研究《水浒传》，后来两人合作出版了《水浒新议》一书，该书多有创见，对《水浒传》反映北宋农民起义的传统观点提出质疑，从《水浒传》的成书历史、《水浒传》中人物的出身、《水浒传》描写的典型环境等方面，进行论证，指出《水浒传》是市民文学，一石激起千层浪，在学界引起强烈反响。
他一直有继续深造的想法，所以长期担任代课教师。为了进一步深造，他积极备战考研，终因英语水平太差而放弃，后调任淮阴青浦中学副校长，仍刻苦读书并参加学术会议，进一步开阔了视野，期间发表文章，引起了学界的注意。
好友欧阳健通过考试进入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工作后，积极推荐他到文学研究所工作。
文学研究所的原负责人刘冬对萧相恺的影响很大。刘冬积极倡导成立江苏省明清小说研究会，出版《明清小说研究》期刊，还确定了文学研究所以明清小说研究为中心的发展方向，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促成了萧相恺工作的调动。
在文学所刘冬、刘洛两任负责人的努力下，萧相恺最终从中学调入文学研究所工作。作为文学所的负责人，刘冬强调中国古代小说研究要从从基础做起，提出了清晰的研究思路：先通俗小说后文言小说，小说目录提要——小说家评传——小说思想艺术研究——小说史。
他的这一研究思路为萧相恺指明了学术研究的发展方向。萧相恺和欧阳健编著的《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》，正是贯彻刘冬从基础做起的思想。
中国的通俗小说浩如烟海，《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》著录了散藏于国内外各图书馆的通俗小说1000余种，每种都注明其卷数回数、作者、主要版本。两位作者对每种书的内容都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，录出每种书的回目，注明其收藏的图书馆，难能可贵的是还对小说的作者生平、版本源流进行考证，为研究者提供了诸多便利，成为古代小说研究者的工具书。
作为这部书的副产品，他和周钧涛、欧阳健还编写了《通俗小说鉴赏辞典》。
萧相恺重视文献，他说：“我有一种学术理念，进行实证性研究，第一是资料，第二是资料，第三还是资料。资料是研究的基础。”
他还说：“有多少材料说多少话，决不说无依凭的大话、过头话。”
他强调对资料要进行甄别：“一是搜罗尽可能做到完备，二是使用前尽可能先鉴别其真伪，以去伪存真。”
他提倡做学问要下慢功夫，他认为当下科研机构、高校考核制度过于急功近利。他说：“一篇文章的形成，论者得耐心阅读大量的文献资料，于阅读中产生思想，产生论题；再选择与之相关的、所需要的资料论证论题。我写《龚开和他的〈宋江三十六赞〉并〈序〉》一文前所读过的书，少说也当以十计，许多书甚至与这论题无关（但决不是无用），这文章又哪里是一年之中能‘造’出来的？”
多年来他不停地奔走于各地的图书馆访书探寻。为了看书，他甚至帮助图书管理员打扫卫生做义务劳动，读到了很多别人没有看到的珍籍、秘籍。
他撰写的《珍本禁毁小说大观——稗海访书录》记录访书所见，订正旧说，是国内第一部关于禁毁小说的研究专著。他运用叙录、评论与考证相结合的方法，对许多未见著录以及稀见、罕见的中国古代小说的内容进行介绍、论评，对其版本源流、作者生平进行考证、研究。
书中不仅载录了许多前辈学者从未发现过的小说文本和版本资料，而且纠正了鲁迅、郑振铎、阿英、孙楷第等诸多前辈学者论著中的错失。他构建系统的中国古代小说史体系，填补多项空白。
他撰写的《宋元小说史》是国内首部宋元小说断代史，梳理话本、讲史、小说诸体发展脉络，对这一时期小说发展的规律、特点作了精当的理论阐述，对形成的原因进行了多层次、多角度的分析，从而确立宋辽金元这个历史时期的小说在整个中国小说史上的地位。
他撰写的《世情小说史》对中国世情小说发展的源流作了全面的梳理，系统揭示了世情小说历史发展的原因、内部演进的规律，深化了人们对《金瓶梅》《红楼梦》等经典作品的认识 。
萧相恺之于《明清小说研究》可比林建法之于《当代作家评论》，两人都把负责的刊物打造成国家核心期刊和学术高地。
萧相恺为《明清小说研究》付出了很多心血， 他要求作者写文章，或观点新颖，或资料丰富。他强调“宁发有新见解而稍有偏颇的文章，亦不发看似正确，却平庸无物的论文。”
他鼓励“跨界研究”，提倡“诗文互证”，即从诗赋词曲、戏剧宝卷、神话传说等相邻文学体式文本切入，对小说进行研究或将某种文学体式的文本与小说结合起来进行研究。他身体力行，以身示范，所作《百家公案与戏曲》一文就是这方面的尝试。
为了适应当今网络飞速发展的时代，为了给全球的古代小说研究者提供一个展示平台，为了让学者及时了解古代小说的最新动态，萧相恺和南京大学苗怀明、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王学钧、学者张纯等人创办了《中国古代小说网》（《古代小说网》前身）。
为了保证网站的学术质量，他邀请了国内古代小学领域的顶尖学者担任学术顾问并积极撰稿，如今网站已经成为古代小说研究领域的重要交流平台，不仅及时发布了古代小说研究的前沿信息，而且扶持了一批新人新作，在学界产生重大影响。
2008年山西藏书家彭令联系萧相恺，告知他意外发现钱泳抄本《记事珠》。彭令认为《记事珠》中的条目《海国记》，应当就是《浮生六记》遗失的卷五《中山记历》。 此后彭令还寄给萧相恺自己的研究文章，并附有钱泳《记事珠》所载《浮生六记》条目、沈复某些事迹和“册封琉球国记略”部分文字的照片。
萧相恺将收集到的钱泳手稿真迹，与《纪事珠》的字迹进行对比，发现无论是整体的运笔神韵，还是相同字的字形都是惊人的相似！
在请教相关专家后，萧相恺认为是钱泳真迹。联系到钱泳的时代、《纪事珠》中有关沈复随使琉球及《浮生六记》内容的记载，他认同书中关于琉球的那些文字应出于《浮生六记》。据文中记载，沈复等人发现钓鱼岛的时间为1808年，这就比日本人古贺辰四郎在1884年“发现”该岛早了76年，爱国之情，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。
萧相恺破除知名学者的身份傲慢，对于草根学人，他从不“高高在上”，而是“蹲下交心”。
2024年11月应天津师范大学赵建忠教授之邀，我赴天津参加“运河文化·京津冀文化·《红楼梦》及明清小说全国学术研讨会”和萧相恺老师乘坐同一列高铁，赵老师嘱我照顾萧老师夫妇。
我对萧老师敬仰已久，自然高兴不已。出乎意料，萧老师丝毫没有知名学者的倨傲，他平易近人，虚怀如谷，对我多有鼓励。一路上我不停地向萧老师求教，他都耐心予以解答，使我受益匪浅。
会上我做了《端木蕻良的曹寅研究》的报告，萧老师和张庆善先生对我多有肯定，并对我说，“做的还不够，应该更深入些。”
会后萧老师经常和我联系，发给我一些研究资料和他新写的文章，开阔了我的视野。萧老师批评了当下一些学者注重交际，不肯下基础功夫的现象。
2024年11月赴天津参加运河文化·京津冀文化·《红楼梦》及明清小说全国学术研讨会，作者与萧相恺夫妇等合影。
萧老师说：“做学问是慢工细活，不可急于求成。现在网络发达，但绝不能少了翻检书籍之劳。在国家图书馆文津馆，一位古代文学知名学者带着他的博士查资料，竟然问我厕所在哪？一个连古籍馆厕所都不知道在哪的博导，我很怀疑他的学问。”
5月11日，我看到山东师范大学刘洪强教授发的消息：萧相恺老师于2026年5月10日驾鹤西游，享年84岁。
我无法接受这个事实，3月26日萧老师还把他刚写的一篇文章发给我，这才一个多月，萧老师竟然走了。我呆呆地站在书桌旁，视线早已模糊，内心久久不能平静，萧相恺老师的音容笑貌，谆谆教诲萦绕在我的面前。
萧老师是“有根”“有情”“有胆”之人。他的文章写的“有根”，都是第一手材料，有理有据，不拾他人牙慧；他对后学“有情”，积极提供资料，指导成长，无私相助；他对当下的不良气息“有胆”，多次抨击学术腐败，指出一些学者坐不住冷板凳“内心浮躁，缺乏踏实和专注”。
他身居陋室，两袖清风，给人许多，自己却无所求。他一身正气、治学严谨、淡泊名利、奖掖后进，笔耕不辍，著作等身。
他是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跋涉者，更是中国古代小说研究领域的标杆性人物。他的学术成果与精神风貌将像无声的春雨一样泽披一代又一代学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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